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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建設的基本經驗與未來

              2022年05月30日 11:06:23 來源:浙江新聞客戶端 作者:郁建興 吳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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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6月,浙江省第十四次黨代會報告提出,“著力提高社會建設水平。堅持均衡優質、公平普惠,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浙江,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幸福感和獲得感”。5年來,省委、省政府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增加公共服務供給,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增強社會發展活力,努力構建人民群眾看得見、摸得著、體會得到的幸福圖景。特別是在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背景下,浙江率先探索建設共同富裕美好社會,社會建設不斷開創新局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經驗:

                一是確立社會建設新概念,全面系統開展社會建設,設立省委社會建設委員會。省第十四次黨代會前,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在政府部門,社會建設更多地被理解為社會民生建設。實際上,社會建設是由合理配置社會資源、調整社會利益關系、推進民生建設、培育社會組織、發展社會事業等多個領域構成的宏大系統。社會建設強調以人民為中心,旨在使人民的物質生活狀況得到改善,人民的價值獲得更為適宜的實現空間,人民的生活方式得到優化,人民的生活質量得到全面提高。具體來看,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至少應當包括社會民生建設、社會治理創新、社會體制改革和社會能力建設等四個方面內容。省第十四次黨代會后,浙江突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建設,堅持將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作為社會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特別是去年以來,浙江全面謀劃、統籌開展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聚焦縮小“三大差距”、促進社會公平,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26縣“一縣一策”、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普惠性人力資本提升等領域率先探索突破,并在體制機制上創新設立省委社會建設委員會,推動發展型制度政策加快向共富型制度政策躍升轉變,在收入分配、社會民生、社會治理、體制機制改革等方面系統發力,有力推動了社會全面建設。

                二是堅持將高水平社會建設與高質量經濟發展共同作為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近年來,浙江緊緊抓住經濟高質量發展這個中心,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2021年,浙江省人均GDP達到11.3萬元,人均GDP、城鄉居民收入分別21年、37年居全國省區第一位。早在2015年浙江就率先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的絕對貧困現象,扶貧目標從保障基本生活向縮小差距、實現共建共享轉變;建設“1+8+X”大救助體系,強化扶貧攻堅兜底保障,實施精準高效救助,織密扎牢社會保障網。在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方面,以數字化改革提升治理效能,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全面建設法治浙江、平安浙江,高水平社會建設與高質量經濟發展齊頭并進。

                三是在秩序與活力的平衡中扎實推進社會建設。一個好的社會,既穩定有序,又充滿活力。穩定有序是中國之治的最大底色。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和諧穩定。同時,各方面改革持續向縱深推進,沒有為了追求簡單的穩定而躑躅不前,而是始終堅持活力與秩序的動態平衡,從而不斷解決新問題、化解新矛盾,推動了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浙江傳承創新了實現穩定有序的新時代“楓橋經驗”,新形成了激發活力的“桐鄉經驗”,開展了秩序與活力平衡的治理實踐。近年來,浙江全省域推進“縣鄉一體、條抓塊統”改革,加快推動“1612”體系與“141”體系銜接貫通,努力打造充分展現中國特色基層治理制度優勢的浙江樣板。同時,為適應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不斷加強市級社會治理的統籌協調能力建設,全省11個地市全部進入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已經形成“全省一盤棋、市級抓統籌、縣級負主責、基層強執行”的社會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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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在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中深化體制改革、激發社會活力。浙江社會建設的進程,就是不斷調整政府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變革過程,政府不斷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從“權力型政府”向“責任型政府”轉變,成為維護社會公正的主導力量、社會建設的推動力量。浙江積極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社會組織從數量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公眾的公共參與意識普遍提升,政府、市場與社會之間關系不斷調適優化,在社會建設中實現了政府治理與社會調節、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動。在社會組織發展中,浙江堅持黨建引領社會組織高質量發展。2017年出臺《關于加強全省社會組織綜合黨委規范化建設的通知》,這是全國第一個關于加強社會組織綜合黨委規范化建設的文件?!笆濉逼陂g,浙江進一步加強社會組織事中事后監管,深入推進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改革、社會組織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改革工作,開展行業協會商會違規收費清理整治和加強收費行為規范,取締了一批非法社會組織。同時,加強對社會組織的培育、孵化、扶持、發展,社會組織的支持網絡更加健全,社會組織在脫貧攻堅、疫情防控和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等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社會建設不斷取得突破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當前我省還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經濟社會發展中“重經濟發展、輕社會建設”、社會建設中“重民生服務、輕社會治理”、社會治理中“重穩定秩序、輕社會活力”等問題,基于這些問題,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強化省委社會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社建委”)機構設置。社建委在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中肩負著獨特使命,負責全省社會建設工作的統籌協調、督促指導、整體推進,研究全省社會建設領域重大規劃、重大政策、重大改革,協調全省涉及社會建設的重大事項。當前我省社建委和發改委合署辦公,這是體制機制的重要創新,有利于統籌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但是,目前社建委建制尚顯弱小,特別是基層社建委,對于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這一全新工作,普遍抱有“等”的思想,等自上而下的工作布置,能動性和創造性不足;相應地,在具體工作中,基層社建委更多的是物理分解工作任務、布置考核指標,統籌性、體制性改革工作不多,遠未產生化學反應。今后,我省應做實做強省委社建委,從其他省委部門整合相關職能,并配置體制改革、民生服務、社會治理、活力建設等相應部門,以履行好統籌協調、督促指導、整體推進職能。設區市、縣(市、區)適時作出相應改革。

                二是處理好經濟建設與社會建設的關系。相比較于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對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種弱激勵,社會建設投入巨大,而成效在短期內較難顯現。各級黨委、政府要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的關系,一方面,高度重視社會建設這一基礎性、長期性的工作,要像抓經濟建設一樣抓社會建設,在體制機制、干部配置、資源分配等方面補齊、強化社會建設的短板、弱項,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切實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另一方面,尋求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社會建設的結合點,聚焦縮小“三大差距”、開展“擴中”“提低”行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同時充分發揮中等收入群體在拉動社會消費和維護社會穩定中的積極作用。此外,社會建設還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不能過高過多承諾民生保障,在現有經濟發展水平約束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核心議程是調整結構,提升民生保障的有效性、共享性和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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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進一步加強社區韌性建設,尤其是提升社區應急管理能力,建設現代社區。社區是社會建設的微觀載體。當前,社區治理領域仍然存在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社區管理過度行政化、社區服務與居民需求不匹配等突出問題,社區在總體上只是地理空間上的聚合,未能充分發揮社會生活共同體的整合作用。今后,針對人口集聚性、流動性和異質性都很高的城市大型社區,必須加強社區韌性建設,強化社區的救災功能,提高社區應對危機的能力。同時,在常態化管理中,進一步明確社區作為群眾服務前臺,條線行政部門作為業務中臺、職能支撐的定位,回歸社區服務的本質特征,將“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提升為“網絡化治理、專業化服務”;進一步加強社區社會機制建設,培育社區社會組織,發展社區志愿服務和公益慈善,在社會分化中重建社會的有機團結,實現常態治理對非常態治理的有效支撐,實現常態治理與非常態治理之間的有效銜接。

                四是要突破政府對社會組織“非收即放”的管理思維,健全政府對社會組織分類管理、動態賦權的管理體制。社會組織發展目前存在諸多困境。地方政府經常將打擊非法組織、嚴管境外非政府組織解讀為“收緊”信號,在施政上對所有社會組織“一視同仁”地收緊。對此,要破除管理思維上“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依法取締非法違紀的組織、嚴格監管存在安全隱患的組織與培育發展社會組織并不矛盾,不僅要鼓勵合法的社會組織自主發展,還要加大扶持力度。在公益創投、購買服務方面,更多的是要基于項目補貼,而不是服務外包的方式,確立社會組織的主體地位,激發社會組織發展的內生動力,以正向激勵促進社會組織成長。

                五是以數字化牽引社會建設體制機制改革。當前,在公共服務、民生保障領域數字化應用發展相對較快,在此基礎上要進一步推動公共服務的智能化水平,精準識別、預測群眾服務需求,輔助科學決策。在社會治理領域,自治法治德治建設仍未與智治有機結合,具體表現在社會安全領域,數據收集存儲能力的增強與分析利用不足之間的矛盾凸顯,成為制約社會治理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數據驅動的社會風險預警體系建設需要提上議事日程;在社會活力建設領域,數字化應用相對滯后,需要進一步深化數據賦能賦權,加強社會活力建設。技術賦能為數字時代的社會建設進行了前期探索,為社會建設體制機制的系統變遷奠定了基礎。但是,數字技術不只是增添了工具手段,它的出現意味著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與價值取向,在這里,技術賦能只是數字時代社會建設體制機制變革的起點。黨委、政府需要在數字技術賦能的基礎上,依托數字平臺實現對社會建設體制機制的系統重塑,而系統重塑主要依托頂層設計來完成,通過總結前期變革的經驗與成果,從被動適應轉向自主變革,包括形塑調適性的權力結構,打破嚴苛的行政層級限制;開展靈活的分工重組,突破部門分工導致的協作困境;拓展包容性的參與形式,持續擴展治理網絡等。通過上述組織變革,就能建立起更具適應性與成長性的社會建設體制機制,實現治理模式創新與制度再重塑。

                【作者分別為浙江工商大學校長、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鄒姍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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